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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搬家”导致血染湘江BOB

时间:2022-06-23 09:38:39

 

  BOB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血染湘江,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被动惨烈的一幕,也是红军战争指导上最为拙劣的一例。对此,相关史著都说是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和“大搬家”思想的错误指导造成的。

  这个结论符合事实,但不准确。不论从词义上说还是从行为实际上说,逃跑与搬家都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仓惶出走,轻装简出,慌张诡秘;后者精心准备,家当备带,从容不迫。那么,又怎样理解这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呢?说他是逃跑主义,是就战略指导而言,指他们行动前仓促从事,行动中避战,形同落荒而逃;说他是“大搬家”,则是就行动组织实施而言,指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是苏区的搬迁,按苏区搬迁组织形成实施。应当说战略转移与战争中的仓惶出逃虽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事行为,但实施要求有某些相同之处,起码在轻装便捷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果博古、李德完全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是逃跑来组织实施,结果当然也是严重损失,但未必会导致中央红军在湘江被敌截往,酿成血染湘江。可见根本问题不在逃跑主义,而在“大搬家”。

  战略转移是战略防御中,为摆脱敌人进攻,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由原作战地区转到新地区的战略行动。军事的基础原则之一,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必须与作战(行动)形式相适应。战略转移也有相应的组织实施形式。由于是以自己的运动摆脱敌人进攻,这就必须考虑到既要便于运动,又能在运动中突破敌人拦阻和追击。要求部队必须轻装,保证行动敏捷;必须保证各单位都有自卫能力;必须尽量减少指挥层次,保证反应灵敏;必须给各级指挥员以临机处置权,保证其当机立断处理险情。

  博古、李德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中央苏区的搬迁,违背了战略转移组织实施的基本要求,用“大搬家”的组织实施形式遂行战略转移行动。

  参加这次战略转移的共计8.7万余人,由战斗部队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这两大部分组成,战斗部队是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共7.2万余人。各部除了司令部、部(处)、供给部(处)、卫生部(处、队)这些常设相关外,军团和师两级还有为战略转移增设的后方部。这是一个庞大的保障机构,包括医院、兵站、运输队、修械师、教导队、补充团等部门。出发时,4个军团部(红八军军团部由红二十一师师部兼)、12个师部和36个团部的机关人员(不含直属队)按编制为共约4200人;4个军团和12个师的后方部共约两万人,其中仅挑夫就达5340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比,大体是二比一。中央机关人员分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红军总部和总部人员编为第一野战纵队,共4693人;党政机关和军委后勤系统人员编为第二野战纵队,共9853人。战斗部队机关人员和中央各机关人员总和约4万人,整个转移队伍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比,近于一比一。在强敌跟追的情况下和长途徒步战略转移条件下,如此庞大的机关队伍,明显是累赘。

  转移队伍出发时所带的装备有:近3万支,141万余发;重机枪357挺,15万余发;轻机枪294挺,6.4万余发;冲锋枪271支,6.7万余发;3114支,7.2万余发;迫击炮37门,炮弹2473发;手榴弹7.6为余枚;马刀882把,梭标610支;土工作业器具近万件;骡马338匹;电台数十部及发电机、充电机和备用电瓶;团以上各级通信队全部总机、单机、备复线月份粮食,多数人有背包。这些当然都是必带的。BOB此外,还带走库存食盐3.4万斤,银元164万余元,药品714担;中央苏区的纸币、硬币制币机,印刷机,X光机和发电机;后勤部门的修械、制弹、制手榴弹、BOB制地雷的设备、被服厂的全部缝纫机);各机关文书、档案资料;军委炮兵营的山炮。因此,各部都有数十担至数百担行李。其中,运走到湘南时,第二野战纵队教导师还有行李300余担。

  我们不能不为那8万余人的“大搬家”的壮观所赞叹,又不能不为战士和挑夫每前进一步的艰辛所痛心,更不能不为博士、李德的愚蠢又独断专横所愤慨。

  战略转移的主题当然是“走”,准则是一切为了“走”,一切服从“走”。因此必然要尽可能避免与敌纠缠,更不可恋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战略转移之时,也正是优势之敌攻击的最有利之机。你不想“打”,敌必然追着你“打”;你想走得了,就不能回避“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有个形象的说法。他说“叫化子”到大户人家讨饭,常常遇到狗追,“叫化子”必须把狗打怕才走得了。所以,红军的战略转移应当取“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方针。可见战略转移并不只有“走”,还有“打”;走得快和速战速决是其行动的两大准则。

  博古、BOB李德以“大搬家”组织实施方式运行战略转移,必然在战略转移中出现结构性弊端。一是作战部队成了掩护队,不能“边打边走”。为了保护庞大的机关队伍和沉重的行李担子,李德采取甬道式编队,让5个军团夹着两个机关纵队走。刘伯承戏称是在“抬轿子”;彭德怀骂他们是搞“抬棺材”出殡。再加上他们主观上避战,拒不接受在湘南打一仗,迟滞和打乱敌之追击计划的建议;也不接受彭德怀提出由红三军团出击湘中,威逼敌之根本重地,掩护主力快速西进的建议。这种没法打也不敢打的走法,助长了敌人追击的嚣张气焰,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地位。二是行动迟缓,使敌人赢得追击的时间。因为沉重的行李拖累,因为机关人员缺乏经常性的长途行军锻炼,队伍出苏区后不久,机关纵队就出现跟不上的情况,而到大庚岭后,因山路崎岖拥挤,又要筹粮、防空袭等原因,整个行军速度更慢了。从中央苏区出发地到进入湖南边境,不过千里,整整用了35天。这就使得敌人有足够时间组织追击,将转移队伍拦截于湘江。三是人员过度疲劳,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从撤出苏区到进至湘桂边境的都庞岭的大体1个半月内,全军减员已达约两万人,其中的绝大部分是非战斗减员。这些严重的弊端,把中央红军推到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1934年11月28日晨,前红一、红三军团先头师控制了湘江西岸咸水至界首地段渡口,并开始架设便桥。这时,后续大部队散布在距湘江约80里地段上,后卫红军第一部在距离湘江约120里处的都庞岭上警戒;而“追剿”军先头师才刚到咸水以北的全州和界首以南的兴安。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白天有空袭不能行动,最后一支部队以每夜走60里,用两个夜间也能赶在30日晨全部过江。但由于行动迟缓,敌“追剿”军已相继到位并发起攻击,特别是桂军重兵从灌阳北上侧击我向江边运动的大部队,致使我大部队更加混乱,更加走不动,直到12月1日午前,后卫还没有能过江。午后,敌攻占湘江西岸红军阵地封闭湘江,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拦在江东,最终全军覆没。而为了掩护后续大部队过江,坚守渡口的红一、红三军团付出了惨重代价,左翼掩护队红八军团几乎被击散。湘江一仗,红军共损失约两万人,被俘近万人。至此,全军只剩下3万余人。

  这种组织指挥的错误,是直到遵义会议后回到中央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才得以彻底纠正,此后中央红军迅速机动作战能力得以恢复。

  这段血的教训的启示是深刻的。它说明:军事行动有它特定的属性和相应的组织实施形式,属性的误判或互混,组织实施形式的不当,都会造成行动受挫,甚至失败。(中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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